戏曲的抒情性在当时也是被充分认识的。李渔认为，在所有的文体中，戏曲最能满足作者主体逞情肆才的欲望，是当时文人价值的重要实现方式。他说：“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困死豪杰。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非若他种文字，欲做寓言，必须远引曲譬，酝藉包含。十分牢骚，还须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学，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纵送，即谓失风人之旨，犯佻达之嫌。求为家弦户颂者，难矣。填词一家，则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尽。是则是矣，须知畅所欲言，亦非易事。”[2]当然，逞情一路的戏剧创作，将戏曲引向了案头，不便于搬演，在当时就有人批评。比如关于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叫“玉茗堂四梦”），臧懋循在《玉茗堂传奇引》就指出“此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夫既谓之曲矣，而不可奏于筵上，则又安取彼哉！”明确说明不适合于演出的戏曲决不是好作品。柳浪馆《紫钗记总评》说：“一部《紫钗》，都无关目，实实填词，呆呆度曲，有何波澜？有何趣味？临川判《紫钗》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可见，在当时评点者的眼中，戏曲的趣味不在于“填词”、“度曲”，而在于“关目”、“波澜”。“关目”和“波澜”是对“戏”的要求，是对情节的规定。明代许多戏曲评点家都比较重视这一方面。李卓吾评点《红佛记》说：“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关于《拜月亭》也说：“此记关目极好，说的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这里关目被放在了首位，而被曲论家看重的“曲”明显后置。中国戏曲过分注重抒情性，导致情节发展缓慢，故事没有波澜起伏，其长处也是其短处，今天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缺点，　鲁迅　先生在小说《社戏》之中就以儿童的眼光进行了批评.(来源:中国艺术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