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云：“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传奇卷首）这里的传奇，就是指明清时期的戏曲，而中国戏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称呼也各异，元代称杂剧、南戏，明清两代有传奇，而且体制和审美追求有所差异，本文略其形制，统称之为中国传统戏曲。就中国传统戏曲的实际而言，中国戏曲确实“文备众体”，兼有小说和诗词赋的文体特征。正如人们所知，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体，而诗词赋则是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代表，戏曲兼融以上体裁，也就兼有了他们的艺术特征。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戏曲都是诗剧（张庚用“剧诗”来概括它的本性）。但仅仅用它来说明中国戏曲的抒情特征是不够的，因为是否为诗剧仅仅是一个外部标志。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性实际上是渗透于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性格的刻划、语言的锤炼、以及演员表演、唱腔伴奏、舞台美术等戏曲的一切构成因素、构成部分之中的。

　　从题材选择的角度讲，自李卓吾开始，就有主张戏剧创作不是为“教化”的，而是为戏剧家内在情感宣泄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说：“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个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究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与教化剧的伦理题材不同，言情剧选取的是“至情”题材，《西厢记》、《拜月亭》是其典型的代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更是其典型代表，作者在剧本开场的[满江红]中写道：“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里需要注意的“外传”一词，从题材的角度讲，作者是为了突出“情”的主题和题材，略去了杨贵妃“逞侈心而穷人欲”的种种劣迹，远离了历史本事，而将重心放在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深情上面，从而一反传统题材，将情上升为剧作主题和主体。至于“情长、情短、莫不于曲寓之”（李调元《雨村曲话序》），更是戏曲之专擅，最能将“七曲八曲”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是题材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