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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戏曲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现了很多受到观众欢迎的优秀剧目。在现有的基础上怎样进一步提高，从高原向高峰攀登，是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我认为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剧作家必须加强生活积累、思想修养、美学修养。

汤显祖的作品为什么能流传千古？他的剧作文采飞扬，这是大家都看到的、都承认的，但在他的文采背后更深层的是深刻的哲理性和美学精神。王思任的《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但大多注意其前面一段话：“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但在他分析完汤显祖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后说：“然此犹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对这段话往往重视不够。实际上，儒、道、佛思想正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王思任指出了汤显祖哲学思想之深厚。我们说汤显祖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1962年戏剧理论家黄佐临曾指出，目前的戏剧创作缺少哲理性高深的作品。什么是哲理性？中国对哲理性的认识与西方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生死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一句台词——“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常被人们引用，它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艰难选择和思考，被称为对人生、命运、天地和世事之问。但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中国的哲学的乃至美学的思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里，汤显祖讲了情的伟大力量，从生死的角度说，是不是比哈姆雷特的那句台词更具能动性？生和死不是绝对的、凝固的，而是可以转化的。中国古人讲气、讲理、讲性，汤显祖研究了古代哲学，但他把情看得比气、理、性更重。杜丽娘是情的化身，但她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概念的图解。所以汤显祖对古代的哲学不是简单地“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而是更高的体悟，他由“理”到“情”，就把冰冷的哲学引向了血肉丰满的美学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