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西方艺术的现代性也有与生俱来的两大局限性。

　　第一，现代性一味强调“时代性”，崇拜时间意义的“进步”，而忽视空间意义的地域文化。事实上，艺术除了时代变化的制约，同时还受民族地域文化的制约。时代变化很快，而地域文化的影响却绵长而久远。时代的影响常常是短暂的“时尚”，过而不留。而一个民族地域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却深沉恒在。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有“迹有巧拙，艺无古今”，可谓否定艺术的时代性。中国古人讲“不入时趋”，也否定时尚意义的时代性。
　　法国人丹纳提出著名的制约文化艺术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时代性不是唯一的要素，种族环境，即民族地域，也是决定艺术的要素。现代性仅仅强调时代，忽略种族环境，显然是片面的。提出“现代性”概念的波德莱尔也明确宣布：“现代性”只代表艺术的一半，那不断变化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不变的。变化的那部分是“艺术的躯体”，永恒不变的是“艺术的灵魂”。②任何艺术，任何美，都是永恒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组合”(composition double)(同上)。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时间与空间，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组合”。过于追求时代性或过于追求民族性，都不足取。拙文《笔墨未必随时代——“时间崇拜”》，可资参阅。③

　　第二，现代性一味强调创新，那种革命决裂意义上的创新，怪力乱神或概念空洞，甚至暴力血腥，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流于程式化，无新可创。创新当然是艺术的金科玉律，但创新不应是绝对的革命决裂，而是相对更新。有变(时代性)，也有不变(永恒性)。形而上之道不变，形而下之器才变。

　　我以为，中国文化的“通变”概念，是创新的最高境界。拙文《通今古之变，判雅俗之别》④有言：“通变不是革命，不是与过去、传统决裂，不是将现今与过去、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然后以现代之名义否定传统，而是在同一个文化源流里既‘通’又‘变’，既因又革，既承传又出新。”

　　又：“中国文化讲通变，把通字放在变之先。首先是通，然后才是变：通决定了变。可谓通是第一性的，变是第二性的。通变也常与‘变通’相联。但通变是总法则，变通是手段和结果：由变而通。这是中国人的高明!这才是中国文化艺术应对时代的最高智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