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美：“东方舞蹈”的动态内敛与形体“自虐”
　　东方舞蹈的伦理型文化特征
　　曾有学者指出：“与（西方）直立文化相对，东方大大发展了坐的文化……西方耶稣站着升天，东方释迦牟尼坐着涅槃……中国人对于坐的文化呈现出丰富的想象……主要在表现一种‘随意’，这种‘随意’中又包含着一份进入仙境的圆明清净的大觉”（王墨林《中国人的身体生态学》）。还有学者比较了印度舞蹈与芭蕾，认为“尽管‘外开’对古典芭蕾举足轻重，却不是其风格特性的唯一要素。‘外开’也是印度婆罗多舞的特点——该舞的双腿完全打开，躯体像古典芭蕾那样向上高提；但与芭蕾形成对比的是，舞者几乎一直保持平蹲，全脚着地，常常还要跺入地面之中；对下肢重量的承认似乎与另一条古典芭蕾的特性——即普遍地向上冲击的特性发生了矛盾。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芭蕾女演员将自己提起来去问候诸神；印度人的观点则不同，他们的诸神是走下天界来拜访人类”（珍妮·科恩《舞蹈美学绪论》）。这两者都看到了“东方舞蹈”的“内敛型”特征，但都把它们归结为“宗教意识”的差异。
　　事实上，“形体美”的东西方差异有其实际的“功利”的根源，就“劳动”而言是农耕文明（东方）与游牧、航海文明（西方）的差异；文化学者将其简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的差异。具体而言，东方舞蹈的文化形态特征有三：其一，东方舞蹈是“坐的文化”。由于“对下肢重量的承认”，由于“徘徊于大地且难以离去”，使之对“手舞”的关注重于“足蹈”。其二，东方舞蹈是“静的文化”。由于“舞蹈也是认识神的一种方式”，由于“包含着一份进入化境的圆明清净的大觉”，使之对“心动”的关注重于“形动”。其三，东方舞蹈是“聚的文化”，也即是一种向自身凝聚而“回归”的文化，使之对“内敛”的关注重于“外拓”。这些文化形态特征的内质，受制于中华文明的“伦理型”基因——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因，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因，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基因，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基因，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基因……
　　形体“自虐”是动态内敛的“利器”之举
　　中华智慧屡屡申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舞者的“形体”是舞蹈之“器”，中国舞蹈总体倾向上的“动态内敛”使其“利器”之举逐步走向“形体自虐”。在这里，“自虐”体现为对“天体”（自然的身体）的限制和束缚。我们舞蹈的形体“自虐”是从“袖手”开始的。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曾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在韩非子时代已有“长袖善舞”之“鄙谚”，说明这一观念的发生远早于此；而说“长袖”却不说细腰、隆髻、莲足善舞，说明“袖手”（以袖蔽手）是对舞者形体最初的文化限制，尽管这种“束缚”还谈不上是形体“自虐”。“长袖善舞”，其实是我们稻作文明积淀的“形体美”，是“稻熟拔其穗”促成的动态美感——因为古“袖”字是在“衣”字的拆分中裹着“爪”和“禾”，是一个以“爪”抓“禾”之象，这个字则是古“穗”字。“长袖善舞”是“稻熟拔其穗”的深沉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