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陈剩勇等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礼”，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生，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调。

汉儒何休有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在古人心目中，“礼”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四夷与华夏的分野。

古书说舜出自东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谓“蛮夷”，只要接受“礼”，便可纳入“中国”。此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四夷皆可为“诸夏”，皆可为“中国”。

至迟在距今4300年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不同族群和文化间的交融加剧，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然确立。诸如牙璋、青铜礼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国境内诸文化同质性的加强。

“中国”不在于血统，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均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

自源：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

在古代，这肯定不是问题。向来都是“中国”辐射周边，哪有“华夏”是舶来品的道理？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散，中国文明西来说逐步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从埃及来的、印度来的、中亚来的，不一而足。

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心空前薄弱，因而对西来说深信不疑。西来说也在暗示：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由来已久。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他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

当时疑古运动极大冲击了传统的古史观念，“三皇五帝”不再被当作信史，不少学者开始乞灵于考古学。安特生的考古发现，似乎为西来说找到了实证。

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学者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标志，自此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发生、发展的脉络愈益清晰。通过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彩陶传播路径的研究，学者发现所谓的“彩陶之路”确实存在，只不过彩陶是自东向西传播，而非过去认为的自西向东。

在学术界，西来说成为明日黄花。

但在所谓的“民科”圈子中，西来说仍颇有市场。如有些人认为三皇五帝实际上都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认为周朝是犹太人建立的，因为Jew（犹太人）的发音类似于“周”（实际上“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发音与英文单词Jew相差甚远）；还有人称，据他对《山海经》的研究，中国文明就是西来的……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灾区，首当其冲的是甲骨文、《周易》和《山海经》。

中国文明为什么不是西来的？这里要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三个概念说起。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走出非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科动物走出非洲，二是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线索表明，人科动物起源于非洲，他们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但只有十多万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尽管一些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者仍从化石角度坚持东亚人种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尽管现代人身上也混入了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的基因，但是微乎其微。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谋人等等，都是已经灭绝了的远古生物。

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的确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

广义而言，“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创造。因而自有“人”开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活动，可圈可点之处甚少。

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温暖的间冰期到来，揭启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真正有识别度、确立人类文化基调的“文化”，是在此时开始发生的。

西亚的先民开始培植小麦，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分别开始种植小米（粟）和水稻，是为“农业革命”。更丰富的食物刺激了生产力的进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陶器成为人们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趋于普遍。

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例，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兴隆沟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化”，都是自主发生的，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不少人倾向于用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来界定，“1+1+1=3”才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乏铜器，印加文明甚至没有文字，但没有人否定它们是文明。早期欧洲的很多地方虽然使用铜器、铁器，但迟迟未进入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