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阐释到，“当今社会鼓励人们进入到功利的追寻之中，很多人的书法写作就有很强的目标性和成果性。书法成为了提升阶层的工具。比如在很多公司里，因为员工书法写得好，进了国展，因而被提拔，成为受益者。” 书法作为一种“流露”，好坏由人的资质水平决定，所以将书法当作工具的人，注定难以写好书法。即使现代人能利用一些手段无限逼近经典的书法作品，但因为其目的不纯粹，终究难以领悟到书法真正的内涵。就像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一定不是编造出来的，书法动人的部分一定是与书写者自身有关的真实部分。不过崔寒柏也直言，“艺术的精彩可能是由编造产生的。我们可能成为不了大艺术家，但是可以把内心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崔寒柏通过比较古代人临帖和现代人临帖的不同，强调了临帖的重要性。在古代，因为书法是唯一的书写方式，学生通过模仿私塾老师的动作学会写字，很多人没临过帖。等他们到了十几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和社交时，逐渐懂得书法为一门艺术，因此开始临摹碑帖。但崔寒柏也指出，“没有古人一辈子抱着碑帖不放，足够强的人不需要依赖别人来提升（自己）。”进入当代，书法不再是基本的书写方式，今日不临帖便是没练字，因而临帖的必要性被凸显出来。但这也对于书法练习者也是双刃剑，一方面人们提前接受到了很多好东西，另一方面却缺失了自我成长的过程。
      面对“拔苗助长”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崔寒柏建议书写者要慢慢感悟好的东西，让临帖的过程帮助自己成长。他认为每个人的能力相异，书法写到最后是为了达到通达的状态，而不是以成为书法家作为目的。崔寒柏说，“我们要客观对待自己，每个时期能做的事是不同的。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对字的理解会加深。到一定阶段，书法的功力才会爆发出来。”很多有才青年虽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技艺提升，比如两年就参加国展，但是因为缺失了“产生的过程”，他们的发展余地很有限。因此崔寒柏也不赞同现代书法作品要强于古人的观点，“大家都想当书法家，但最后做到的人是很少的。”这种功利性既不利于日常书法实践，也难出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