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之美包括精妙。李商隐“桃花乱落如红雨”之“红雨”，王维“空翠湿人衣”之“空翠”等，均是这种“精妙之美”。诗人将词汇措置得异常精准，前人对此有个专门的命名，叫作“炼字”。这样的字词像人的眼睛，可以传神，这样精彩的地方，前人便称之为“诗眼”——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姜夔“当初不合种相思”之“种”字，方干“蝉曳残声过别枝”之“曳”字等。“诗眼”是欣赏诗词时要格外留心的所在，会给人以奇特而深刻的美感。

文采之美包括典雅。典指古代书籍，尤其是经典；雅是正的意思，正宗规范、高尚不俗。许多词汇长期以来积累并被赋予了大量信息，远远超过它的原初本意，同时由于一些词汇有多种出处，还代表了出处的故事和意义，这就使得诗歌的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具备悠久而不间断文明的得天独厚优势，拥有几千年的典籍宝库，先人的思想、情感、故事历历可考、熠熠生辉，将这些运用到诗文之中，就会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一两个字就能代表几十几百甚至千言万语。诗词的典故不仅体现着文明经典，而且以史为鉴，堂堂正正，又体现着雅正之义。在欣赏诗歌之时，要留心观察作者是怎样灵活出色地运用典故，是怎样从借鉴典故中翻出新意，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得融汇古今的收益。

文采之美包括骈俪。骈俪是对偶、对仗的意思，是汉语所独有的美好形式。无论古体诗、近体诗，还是词或曲，都有大量的对偶句。古人学诗词就是从声韵和对仗开始的，比如众所周知的蒙学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骈俪文字甚至成为单独的文学体裁，比如骈文、对联，那些匪夷所思、精妙奇巧、千变万化的骈词俪字，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偶还体现着汉字无比丰富而灵活的词性，是文学家运用汉字基本功的重要体现。陈寅恪先生说：“对对子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可以测验应试者之国文程度与思想条理。”

体式之美

体式，即文体之形式，各种诗体都形成了一定的形式，包括其文辞和声韵等方面。虽然近体诗之前的古体诗尚未形成完备的格律，但两字音节、偶数句组等早就成为基本形式。到了近体律绝便已形式成熟——律诗四联，首尾两联一起一结，     富于生动之美，中间两联分别对仗，呈现整齐之美；绝句两联，可对可不对，对则规整，不对则灵动；句法更是变化万千，不一而足。词的出现，使得诗歌的句数、字数大为丰富，长长短短的句子科学地组织起来，形式有两千余种，声情千变万化。

比如，《满江红》上下两阕各有一个七言对，既调节了整体局面，又呈现汉语骈偶之长。辛弃疾词云“种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满维摩室”，紧接着的结尾是“劝人间且住五千年，如金石”，一纵一收，极旋律之变，八字句一字领七字，重头强势，三字句音节短促，曲终收拨，戛然而止。

又如，《沁园春》上下两阕也各有一副对子，上下联分别是两个四字句，就像一面打开的折扇，整个折扇由四折组成，这种对子叫作“扇面对”，扇面对的前面还有一个“领字”，像一只持扇的手，形式非常好看。刘过词“任钱塘江上，潮生潮落，姑苏台畔，花谢花开”便是如此。

还有一些独特句式也需要注意。以四字句为例，通常都是“二二式”，如辛弃疾《永遇乐》之“千古江山”，这是规范的句法节奏，但有些地方就变成了非常别致的“一二一式”——《水龙吟》歇拍，苏轼之“是离人泪”、辛弃疾之“为先生寿”；《八声甘州》歇拍，吴文英之“上琴台去”、张炎之“有斜阳处”；《雨霖铃》起句，柳永之“对长亭晚”、郑文焯之“趁东风早”等，中间两个字一定是一个工整的连属词语，这样就形成了四个字之间有整有散、相间相连的体式之美。

诗词的这些美好被一代一代传承，人类的思想感情寄托其中，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可以说，诗意深深种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每个中国人都有“诗”的潜质，在这样的“诗国”之中，欣赏、批评、写作诗歌也就成了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之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师报）